机遇教育网这一激进提议来自弗兰克·汉迪。作为维多利亚州学校纠纷独立调解办公室主席，他目睹了学校与愤怒家长之间”最恶劣的冲突”。
最新研究显示，家长及监护人对教职员工的攻击性行为持续升级。
根据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《2024年澳大利亚校长职业健康、安全与福祉调查报告》，针对教师的流言蜗谤已达65%的历史峰值，网络欺凌事件更激增近88%。
汉迪每年处理约30起家校纠纷案件。他指出，并非家长素质下降，而是疫情后他们对子女安全与成长更加焦虑。
“我坚信问题根源不在于家长变得更恶劣，”他表示，”他们并非刻意作恶，而是被焦虑情绪压倒——’我太焦虑了，所以点击发送’，’我失控了才会怒吼’。”
“这种现象在整个社会愈演愈烈，校园自然成为缩影。”
汉迪强调，面对网络诽谤，校长和教师往往无力自辩。”教育工作不应包含承受家长辱骂这一项，家长必须停止这种行为。”
这位前律师认为，由电子安全专员等机构监管的千元罚款制度，能像超速罚单震慑司机那样产生威慑力。他建议立法推行全社会适用的惩戒机制。
“设想角色对调就会明白——’天哪，我得谨言慎行…否则可能要自证清白'”他补充道。
影子教育部长杰斯·威尔逊表示，改善家长行为和课堂纪律将成为联盟党”未来数年”的重点工作方向。”这是全州教师面临的普遍困境，”威尔逊强调，”我从校长们那里反复听到这类反馈，尤其是当新入职教师开始执教时。””这种行为已造成严重后果，直接导致教师流失率上升。”
汉迪同时强调，应着力教育校园群体如何应对网络谣言与诽谤性言论。
维多利亚-塔斯马尼亚独立教育联盟发言人指出，针对教师和学校辅助人员的投诉指控数量激增。该发言人表示，虽然应彻查合理投诉，但家长如今更倾向于提交煽动性指控。
某私立学校曾发生这样一起投诉：家长会上，教师填写的”待改进”事项多于”已达成”事项，竟引发家长不满。
另一起事件中，某学生家长投诉教师呵斥企图撬车行窃的学生，导致该教师遭停职处理。
还有一位初入教坛的男教师因其同性恋身份，持续遭受班上数名学生的恐同欺凌。当他试图制止这种侮辱行为时，校方非但没有惩处涉事学生或支持教师，反而以”未及时纠正粗俗言论”为由指控其存在应报告行为。
工会发言人指出，家长提出煽动性投诉的现象日趋普遍。汉迪虽不愿具体举例，但坦言此类问题虽仅涉及少数家长，却消耗了”极不相称”的行政资源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汉迪接手的案件均经过教育部投诉管理流程仍未解决。他通过修复性调解手段，致力弥合各方裂痕。
汉迪主要处理小学阶段的纠纷案件，此外还会接到两类特殊来电：一类是家长或监护人试图让校长或教师被解雇，另一类则纯粹是情绪宣泄者。
他特别强调，其办公室无权作出任何承诺，更无法决定人员去留——他的角色始终是矛盾调停者。这些纠纷通常涉及三大类：学校对残疾儿童的安置措施、离婚或分居父母间的冲突（学校常被夹在中间），以及学生纪律处分问题。
除亲自主持调解外，汉迪还为校长教师提供调解技巧培训，鼓励教育工作者创新纠纷解决方式。他表示，如果说最引以为豪的成就，莫过于在教育部系统推动了修复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。
汉迪指出，若家长对调解结果仍不满意，仍可向维多利亚州监察专员或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。
数据显示，过去三年间，监察专员办公室共收到3000余起针对教育部的投诉。其中2022-2023财年1079起，2023-2024财年增至1158起，本财年迄今已有986起投诉。
投诉类型分析显示：27%涉及决策问题，15%针对投诉处理流程，12%则与文书往来、沟通或记录保存有关。
澳大利亚前儿童及青少年事务专员莉安娜·布坎南今年早些时候分析称，投诉量上升可能源于两方面：公众对虐童问题的意识提升，以及举报系统的持续完善。
家长组织”维多利亚家长协会”认同网络骚扰行为绝对不可接受，但认为罚款并非解决之道。
该协会首席执行官盖尔·麦克哈迪指出：”罚款或许能起到威慑和预防作用，但治标不治本。”
教育部长本·卡罗尔明确表示暂无采纳该提案的计划。”我们已推行全校积极行为计划，专门处理校内纠纷，”
卡罗尔解释道，”针对极端个案，我们还设有校园社区安全令制度，授权教育部门官员可禁止特定家长进入校园。”
“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这类禁令每年签发数量极为有限。”部长补充道。
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，校方及教育工作者普遍反映，网络暴力事件正呈现频次增加、程度加剧的趋势。”虽然我们无权裁定内容是否构成诽谤，但若网络暴力达到法律认定的威胁、骚扰或恶意中伤程度，电子安全专员可依据《严重网络暴力成人受害者保护计划》采取行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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